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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印度、墨西哥,誰在真正挑戰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越南、印度、墨西哥,誰在真正挑戰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徐奇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

本文節選自《清華金融評論》2022年第10期

美國重塑全球產業鏈的戰略經歷了產業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個階段。這些做法不僅可能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造成沖擊,還可能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逐步陷入孤立。在此背景下,中國向東南亞、南亞、拉美國家轉移的壓力較大,尤其是處于美國近岸外包戰略中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戰略中的越南和印度。

然而墨西哥要替代中國制造,其面臨的挑戰仍然巨大。墨西哥仍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按2015年的美元不變價來計算,2021年墨西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9255美元,與2007年的9214美元相比幾乎沒有增長。

具體而言,墨西哥的商業制度對外資不夠友好,基礎設施方面電力和運力嚴重不足,特別是嚴重的腐敗也阻礙了經濟發展。

越南最大的優勢在于國內外政策環境顯著改善。國內政策環境方面,越南處于重要的歷史性改革進程當中,政府專注于開放、放松管制和市場化進程。在此背景下,越南通過簡化法律和整肅官僚體系,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其對國內外投資者吸引力顯著上升。

但是長期來看越南對中國的挑戰能力受限,最大約束條件是越南的人口和經濟體量較小。越南人口不到1億,不但小于墨西哥的1.3億,而且也比中國、印度各自的人口少了一個數量級。越南經濟腹地較為狹小,制約了其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發展空間。與此背景相關,越南工業部門不齊,偏向于輕工業為主,缺乏重化工業能力。

印度是唯一可以在人口規模上與中國比肩的國家,印度最大的優勢也在于其經濟規模龐大。但是印度也有其明顯的短板,最大問題在于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因素。印度出世的宗教信仰讓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經濟的欲望不強烈,此外種姓制度帶來的階層固化也對發展經濟形成了障礙。相比之下,越南則屬于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有著比較強的入世取向, 會有相對較強的發展欲望。

總體上,印度要實現真正的崛起,需要對其宗教、文化進行深刻革命,并且在此基礎上進行一輪顛覆性的改革開放。但是印度舊有的宗教文化使其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穩定,如果原有的宗教文化體系被打破,印度社會如何重建一套自我穩定的邏輯體系,這可能是更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地方經濟考核壓力與企業短貸長投

謝獲寶 武漢大學教授 黃大禹 清華大學助理研究員鄒夢婷 武漢理工大學博士生

本文節選自2022年第4期《經濟評論》

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激勵是否會影響到轄區內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融資行為?本文借助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2009—2019年的數據集,實證檢驗地方經濟考核壓力對企業短貸長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地方政府激勵會顯著影響轄區內微觀主體的行為。地方經濟考核壓力越大,越會驅使企業提升自身的短貸長投水平,上述結論在經過多重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第二,地方經濟考核壓力一方面加劇企業融資約束、提高融資成本,另一方面驅動企業增加金融負債杠桿、影響財務穩定,這些都會提升企業的短貸長投水平。第三,地方經濟考核壓力對微觀主體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化特征。具體而言,從企業屬性差異特征來看,地方經濟考核壓力對國有企業和高科技企業的沖擊最為明顯,能夠顯著提升這兩類企業的短貸長投水平;從地區屬性差異特征來看,地方經濟考核壓力對東部、中部地區企業的短貸長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從而展現出了顯著的異質性特征。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多層次地方政府考核體制。隨著中國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唯GDP”增長模式的弊端愈發凸顯,尤其是其帶來的區域間經濟考核壓力反而進一步惡化了轄區內企業的投融資環境。因此,亟需從頂層設計出發,破除“唯GDP”的考核觀念,將除經濟增長以外的環境、民生、衛生、教育等多方面和多層次的社會發展指標納入考量,構建更為科學和綜合性的考核體系。以此為契機,引導地方政府的競爭重心從經濟增長向綜合社會經濟等多方面轉變。尤其是要強化考核體系的穩定性,防止因考核體系的波動給轄區內企業帶來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刺激其扭曲貸款期限結構。

另一方面,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中國金融體系和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離不開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做市場經濟秩序的守護者,穩步釋緩經濟考核壓力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讓市場機制在企業決策框架中起決定性作用,使得資源與要素在不同區域的不同企業中自由高效運轉起來。

手機爭奪戰:智能設備監管與農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

劉王平 鄭欣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本文節選自《新聞記者》2022年第8期

隨著智能手機不斷侵入農村留守家庭,留守兒童與家長之間的智能手機“爭奪戰”極大地沖擊了家庭的原有秩序。本文基于對江蘇、安徽等農村地區的田野調查后發現,在留守家庭智能手機“爭奪戰”中,留守兒童與家長之間出現了對峙沖突、協作調適與親子協同的“監管—應對”互動,從而引發家庭秩序的失衡與重構。

媒介調適維持的留守家庭秩序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平衡。相較于城市家庭中智能手機作為娛樂與興趣的補充,留守家庭中智能手機則占據生活的核心,導致留守兒童手機沉迷和家庭干預失落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外出父輩與留守祖輩用手機來干預留守兒童使用手機,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家長越依賴手機監管留守兒童,越加深留守兒童對手機的依賴。

手機作為媒介維系了祖輩、父輩和留守兒童三者的妥協與調適,卻始終沒能解決父母陪伴與教育的缺失同留守兒童健康成長之間的張力,也沒能解決父輩離場與年邁祖輩無力承擔監管責任的張力,潛在的家庭失序仍不可預期。

因此試圖維系留守家庭秩序,完全依賴媒介調適并非萬全之策,而是應當從監管策略與留守兒童困境著手。從家庭結構和功能來看,農村留守家庭核心角色的缺失導致家庭結構殘缺不全,家庭撫養、贍養、情感滿足、保護的功能受損。智能手機作為監管代理侵入了農村留守家庭,并在恢復家庭結構和功能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這一媒介技術隱含著不穩定因素與各種風險,容易形成畸形的農村留守家庭結構。譬如留守家庭成員日常溝通、協調與情感互動過度依賴智能手機,造成家庭失序。因此,家庭作為恒久的愛的空間,我們應當呼吁家庭成員主體地位的再現,讓媒介技術退出家庭生活的重心。倡導父輩回歸家庭監管中心,扮演好“育兒總管”的角色,增加積極陪伴時間,提高情感溝通質量,樹立正確榜樣,維持和加強留守兒童心理的親代在位,而非過于依賴祖輩和媒介技術,真正做到“缺場”并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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